论文：中国陷阱——论资源节约型社会及其我国新型经济运行与增长方式的政策决定与制度成因

论文：中国陷阱——论资源节约型社会及其我国新型经济运行与增长方式的政策决定与制度成因

[摘 要] 1980年代由于制度性缺陷导致的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困境与社会危机有可能重演于我国，并且表现为“高增长－高通涨－高失业”的典型征象，这既是理论的失察，也是实践的失败，更是政策的失误。经济运行及其增长方式的不同决定于资源配置方式（在中国表现为宏观经济及其产业政策的决定）的不同，从而也就有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性与公平性的分野。我国新型经济运行与增长的方式决定了我国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方向和可能。由于要素价格形成的非市场化，我国经济乃至社会的有效运行受制于诸多制度性因素而导致效率的整体性丧失：一切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利的租金化。文章对此详加剖析，既给予指导性的政策建议：建设我国资源节约型社会及其经济运行_的关键，在于行_力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被制衡性及其间离程度；也指出建设性的制度改进，即政策决定的基础环境在于责任政府、法治国家、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形成。
[关 键 词] 中国陷阱 资源配置 节约型社会 公平与效率 制度分析

Abstract: To an economy for its growth process and run its course, it rests with the different mean of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 also there will be come into being the efficiency and the equity. The economic resources allocation determines the way of the resources economizes in China, its dire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As the nonmarketilazation of main factor’s price, China lost its efficiency at four institutional causations. It is just Chinese trap as “high growth-high inflation-high umemployment-high ta*ion ” as my called.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e constructive institution improve, also giving leading policy suggestion with particularized and analysised. The most important determinant to construct a resource-saving soceity for China is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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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生理的需求包括正常的饮食、安全与婚姻状态（有尊严的生活：生存），更无法获得进一步改善其生活状况的可能（获得公平的机遇：发展）。
无论站在何处，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敏锐地感受着，贫困已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尤其是农村。中国农民整体的贫困在中国持续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时间，这是中国农民一直需要造反的根本动因。中国农民根本性地改变其贫穷的历史面貌，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宗旨，直接关联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可能性和彻底性。所以，“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 _.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据估计改革前我国农民家庭的自有财产不足800亿元，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陷入赤贫状态[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8.]。周其仁的结论颇为有趣，农村改革的短期经济绩效只是改革的新奇性所致，并非出自有效率的组织。而要保证农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并不在于农业经济组织的规模化，也不在于所有制的结构或性质，而在于有没有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有效的产权安排（周其仁，1994）。
珀金斯直截了当地将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变化的显著特点概括为，政府的权力在每一个村庄的通行无阻及其权利的至高无上。这意味着，中国农村的现状是政府推行的所有政策的综合结果，而且是低效率的甚至是负效率的结果[ 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长期的歧视政策所致：1984为1.7:1，1994为2.6:1，1997为2.74:1，2003为3.2:1。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享有的国家补贴以及非工资收入等诸因素，城乡收入实际上相差约5-6倍。]。这与罗格纳·讷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还不是同一个逻辑。

2．我们为什么陷入富饶的贫困
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杨小凯.后发劣势.天则双周181讲.2001年12月1日.]
——杨小凯，2001

我们贫困不是因为我们不勤劳，反而可能是我们过于勤劳——无效率的勤劳[ 《南风窗》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 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www.ddhw.cn)。]。那么，为什么我们过于勤劳？
尽管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的成果一直被夸大，但是没有人可以认同30年努力依然没有解决中国总体上的贫困，尤其是农村的贫困。我们的经济增长如此之高，我们的城市膨胀得如此之快，为什么我们的贫困却不是以同样的速度递减？！虽然，官方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近30年间缩减了90％，但这个缩减是特定标准下的，并不能视为本质意义上的生存状况的根本改善，因为他们依然没有任何发展的境遇和可能。
我们消灭了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今天依然在本质上为资本服务，而且是为全球资本服务；我们一直声称为人民服务，可是我们一直忘记了人民在哪里！[ 任志强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一个商人，不应该考虑穷人。”潜台词是“我如果是政府官员，我就应该考虑穷人。”这就是问题，正因为大量任志强式的商人的存在，我们的大多数政府官员也忘记了他们是为穷人的存在而存在的，甚至成为所有人身上的蚂蟥，“房地产、教育这样的消费吸走了社会血液”
“房地产就该暴利！”这是任志强另一条语录。任志强所处的房地产行业与中国的资本市场、国企改制市场一样，是当今中国社会主要利益分配渠道，在起始之初，这一市场对利益的攫取也像任志强的语言一样，粗暴而不讲规则（网易：任志强提醒我们认清身处的时代［EB/OL］.2006年5月23日）。
而严介和干脆声称：“富豪是弱势_。”我的理解是，严介和先生没有说出他真正的苦衷。（新华网：www.*INHUANET.com）
形成对照的是，比尔•盖茨不久前宣布，他将把主要精力和数百亿美元的财富用于对穷人的慈善事业。]。我们在效率优先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牺牲了公平，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国家的经济政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趋近资本的收益而不是大多数劳动者的权利，尤其是背弃了中国最大的劳动_——农民。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思，托马斯._世界的兴起[M].厉以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8.]诺思给出了似非而是的答案，这被称为“诺思悖论”。
为什么无效率的经济组织能够长期而且大量地存在着？诺思发现，“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_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 诺思，托马斯._世界的兴起[M].厉以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5.]
由于要素价格形成的非市场化，我国经济乃至社会的有效运行受制于诸多制度性因素而导致效率的整体性丧失：一切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利的租金化。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权力的社会，中国经济在本质上是权力的经济，从而，中国所有的经济资源包括人，也都是为权力而进行着我称之为“市场模拟化”的配置（新近的典型如“政府采购”），实际是“寻租”方式的变脸。所谓寻租，不过就是权力不断出租并持续获益的过程，是权力在市场中向着最大收益趋近的过程。显然，这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与裙带经济（nepotism economy）的内涵。“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今天已经在实质上演化为权力的寻租经济，甚至我国政府诉求的“市场经济地位”，也不过是其“现实政治”(real politik)加之于贸易原则的权力交易砝码。
另一种解释是，经济的非市场化，是战时经济的后遗症，而非市场经济的地位，则是冷战的物故。[ 参见英国《金融时报》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2006年5月8日的文章“中国是市场经济吗？”。]认识可以不同，而经济现实的代价却是异乎寻常地的高昂，并成为现实经济发展无法节约化、社会运行无法民主化的有影无形的屏障。
但是，无可置疑的是，1980年代由于制度缺陷导致的拉美经济发展的困境与社会危机（“拉美病”[ “拉美病”，是指一些拉美国家在上世纪最后20年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调现象，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危机。①收入分配极为不公。美洲开发银行的专题报告显示，拉美占总人口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7.5％，为当时世界最低；而占总人口10％的富人则拥有国民收入的40％；②城乡发展的极端二元化。大量的贫民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教育、供电和排水等生活设施，社会治安状况极差；③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严重失调。1981年—1990年，全球共失去森林生物量25亿吨，拉美占13亿吨，非洲和亚太地区分别为4.8亿吨和7.3亿吨；④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1990年代，拉美国家的谋杀率为万分之十三，是除非洲以外所有其他国家的4倍 (lql1130.bokee.com) 。]）并非没有可能重演于我国，相反却正在通过“高增长－高通涨－高失业－高税负”的典型征象与恶性循环而日益毁坏我们已有的一切，这就是我说的中国发展道路的“中国陷阱”，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正走通我们自己的道路。这既是理论的失察，也是实践的失败，更是政策的失误。[ 国家税务总局计统司公布我国2006年宏观税负为18%，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对此表示异议，他认为中国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1%。宏观税负指的是税收收入与经济总量的比值。如果按照国税总局提供的18%这个数字，则仅比2005年小涨0.5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低3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周天勇认为：“去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如果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土地出让金5000亿元、社保8000亿元等预算外收入，我们真实的税负已经达到31%至32%，这种程度的实际税负已经相当高了。”周天勇表示，高税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在日益加深，除了直接提高民间创业门槛外，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由于工资收入比较少，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的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比较也有相当大的差距”。（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2007年3月21日）
1996～2001年，我国总劳动人口增加了5078万人，同期，农业就业人口减少了45万人，工业就业人口减少了2061万人，即在近6年中新增的5000万就业人口和农业、工业部门减少的就业人口共计7200万人都涌进了服务业，1996年以来，服务产业的产值比重虽然也上升了3.5个百分点，但是服务产业内增长最快的部门例如金融、房地产、通信、教育等领域就业人口的增长并不显著，有的部门甚至有所减少，增加的就业主要集中在商业和餐饮、社会服务等领域，但这些领域的产值比重并没有上升，甚至有所减少。在6年内，全部新增劳动人口和一、二产业排挤出的人口达7000万人以上，都涌入只占全部GDP12％左右的有数几个服务产业部门，在这些产业部门内的就业肯定也是不充分的，换句话说，在这些产业内部，人均收入水平是趋于下降的。而80％以上的产业部门虽然产值增长了，却不能容纳就业，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王建.中国经济亟待破解“缩长”之谜[J]，中国证券报2002年9月9日)
自1996年以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1996年3%、1997年3.1%，1998年3.1%，1999年3.1%，2000年3.1%，2001年3.6%，2002年4%，2003年4.3%，2004年为4.2%，但这个上升的数字仅仅是失业人数的一部分。据有关专家估算，城镇实际失业率1996年为4.9—5.9%，人数为909—1088万人；1997年为9.36%，人数为1721万人；1998年为8.96%，人数为1651万人；1999年为9.37%，人数为1754万人；2000年为8.4%，人数为1800万人。2003-2004年，城镇失业人员年均超过2000万人，大约相当于 ……（未完，全文共30190字，当前仅显示5430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中国陷阱——论资源节约型社会及其我国新型经济运行与增长方式的政策决定与制度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