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政府参预与区域发展的考察与借鉴——以晚清时期的福建省为例
[关键词]政府作用 近代化 区域经济发展
[摘 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着眼于晚清时期福建地方政府在区域近代化中的表现,深入探讨了其社会治理能力、金融监管能力及其对商业税收的榨取和对新兴实业的经营等问题,指出政府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政府角色的错位最终导致了福建近代化的失败。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Governmental Func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Fujian Province in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function of government modernizati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bstract: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economic history. Based on the performance of Fujian local government in regional moderniz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makes discussions on the governmental abilities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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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诺斯著,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2](P.20)。”本文即从政府对社会治安的治理、金融行业的监管、商业税收的处置以及新兴实业的经营等四个方面对福建地方政府在晚清本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予以剖析。
一、政府对社会环境的治理
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即是维护公共安全(霍布斯,1985)。优良的地方治安环境是区域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所在,而治安环境的优良又取决于官府是否有所作为。
在传统社会中,游勇、流丐、棍徒和土匪等是影响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作为晚清福建人口中一个危害颇烈的异质_,他们对本区治安环境的侵扰相当严重,其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打家劫舍,为害市廛[[3]Mrs.Thomas Francis Hughes. Among the Sons of Han[M].London,1881。][3](PP.133-134);强买强卖,无端勒索[[4]《申报》。][4](1886.9.18);明抢暗窃,为害阎闾[4](1886.4.3);[[5]Henry Noel Shore:“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A Naval Officers Jottings in China, Formosa, Japan”,Longmans,1881。][5](P.211)。而且,地方差役经常与他们狼狈为奸,共同瓜分非法所得,这已成为中外人士尽人皆知的事实[4](1899.9.10);[[6]John Thomson F.R.G.S:“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Harper & Brothers,1899.][6](P.140)。在中法战争期间,地方政府为了防备他们的不法行径,甚至有将其编入军队加以控制之举[[7]张佩纶:《涧于集》,载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7](P.348),由此可以想见这类异质__的强大和危害之重。
晚清时期,游勇、流丐、棍徒和土匪之害也一直是福建地方官难以妥善解决的问题,并成为影响福建经济发展的顽疾。为了维护统治,各级地方官对游勇、地棍的侵扰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在外国领事、商人和福建广大商民的强烈要求下,地方政府也曾经采取过各种打击匪棍的举措。当中要属严办保甲最为重要[4](1889.6.23);[[8]周宪文:《福建省例》,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8](P.427),内中尤以闽浙总督卞宝第执政期间(1888—1892年)用力最殷,对棍徒的惩治力度也最大[4](1889.1.7);[[9]卞宝第:《卞制军政书》,载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9](卷二,P.178)。然而,政府对这些行为的惩治又是极为有限的,其根本原因则是本省吏治的腐败和官员更迭的频繁使然。一方面,闽省吏治腐败由来已久。道、咸、同、光时期吏治之坏令当时的闽浙总督都叹为观止[[10]季芝昌:《丹桂堂年谱》,载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10](P.188)。左宗棠在闽不过数年,其间遗留下来的书信集处处充满了对闽省吏治败坏难以除弊的绝望之语[[11]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一》,长沙,岳麓书社,1996。][11](P.638、P.640、P.670)。另一方面,闽省地方长官的更迭又极其频繁。据钱实甫《清代重要职官年表》一书的统计,从1843到1911年的70余年中,清政府一共任命了29位闽浙总督,任职三年以上者仅11人,占总人数的38%;从1840到1885年由福建总督兼署福建巡抚的40余年中,清政府一共任命了21位巡抚,任职三年以上者仅7人,占总人数的33%(钱实甫,1959)。这些弊端,就决定了政府对匪棍的惩治往往因受到人亡政息规律的支配,从而使得政府的社会治理经常是难以终始和收效甚微的。一旦没有强有力的地方官严加治理,地棍又会卷土重来,社会环境再度趋于败坏。事实上,在卞宝第去任后,保甲复形废驰,盗匪活动再度猖獗[4](1897.7.18.)。因此,在整个晚清时期,游勇、流丐、棍徒和土匪之害一直是福建省难以根除的痼瘤。
由上分析可知,一方面,闽省城乡内外的抢劫、偷盗活动几乎无日不有,无年不发,而且游勇、匪棍侵扰的对象有时还是钱庄、当铺等金融要害部门,从而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运行。另一方面,受到吏治腐败和人亡政息规律的支配,福建地方政府对治安环境的整治又是极为有限的和收效甚微的,从而使得地方政府无法建立并发展良好的社会环境,区域经济的发展因之受阻。
二、政府对金融行业的监管
金融是传统社会商业运行的命脉,它的稳定与否、演变状况都直接影响着经济的运行。与全国其它地区相类,本期福建的金融机构主要由钱庄(或钱铺)、当铺、(官)银号以及开埠后的外国
银行和华人银行组成,而以钱庄为福建金融业中最重要的机构,甚至在中、外银行日益发展的1930年代仍然如此(陈锡襄,1938)。例如,晚清时期福州有钱庄110多家,厦门有80多家,泉州有40多家,漳州有30多家,其它各地也有一些钱庄(施伯椼,1989)。然而,作为福建地方金融的两大支柱并执本省商界之牛耳的钱庄业和典当业,却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对整个经济的展都带来了巨大的不良影响。
在本文所考察的历史时期,福建的金融行业始终处于以私营钱庄业为主导的格局。钱庄的开设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只要能够筹到一定的资金,就可以开设钱庄。清朝末年虽有“新开钱庄须以五家(钱庄)联保,方准发行纸币”的规定,宣统元年虽然也有过限制钱庄肆意开设之举,但实际上只要对官府进行贿赂,“费数十金之衙费便可开张,毫无阻梗”[[12]徐吾行:《福州钱庄史略》,福建师大图书馆藏1959年(定稿本)手抄本。][12](PP.123-125)。另外,福建的钱庄主大多数同时又作为一般商 ……(未完,全文共13306字,当前仅显示3165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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