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反时序配置及其制度因素

目录/提纲：……
一、引言
二、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时序配置
（一）城市化的空间扩张与农地非农化
（二）农地非农化与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三）劳动力转移与现代农业的改造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反时序配置
（一）城市化空间的过度扩张与城市化人口的滞后增长
（二）城市化的非集聚效应
（三）传统农业改造中的“榨取”与“反哺”
四、中国农地非农化反时序配置的制度因素
（二）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与农地非农化的利益诱致
（三）现代农业发展的孱弱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退出障碍
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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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反时序配置及其制度因素

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的非农化呈现出一种反时序化配置的特征，即城市空间过度扩张、劳动力转移极其滞缓、传统农业现代化改造人为低估的非平衡发展，从而导致农地的过速非农化和人地压力的增加。本文认为，国家偏向化的发展战略形成了对农村资源“榨取”的依赖，“上收财权，下放事权”的分税制改革所导致的财政困境激励了对土地的非农化配置，农业脆弱、农民贫困和对土地依赖的交互影响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不畅的退出障碍，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农地非农化反时序配置的特征。
关键词：城市化 农地非农化 反时序配置

一、引言
现代经济表明，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提供了必要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成为技术创新的孵化地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场所。发展中经济一般都表现为二元经济特征，因此，消除传统部门的贫困特性，城市化是一个根本的途径。然而，城市化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地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和长期累积的过程。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城市化离不开农地非农化，是土地资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有效配置，由于这种配置不仅涉及到城市经济的发展，更涉及到劳动力转移这样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同时非农化的配置又具有不可逆性，由此决定农地的非农化配置应有一个时序化的内容，且随着农地非农化的时序配置，二元经济逐步向一元经济过渡。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城市数量和城市空间获得空前的发展，由1984年的297个城市发展到2004年的661个，建成区面积则由1985年的0.9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004年的3.25万平方公里；但与之相联的城市化率和二元经济特征并未明显地改观[尽管我国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4年的42.99%，但这一统计包括大量的被并入城市版图的乡镇和农村人口。就二元经济特征来看并未发生根本性改观，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乡就业就够并未发生根本性地改变，农业产值的增加值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4年的13.4%，但农业就业人口却仅由70.5%下降到46.9%；其次，城市收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的趋势，由1978年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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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城市化的动力来源主要是农村的“外推”作用（辜胜阻，1991）。
另一种现象是由于制度因素所导致的城市化人口远远滞后于经济和城市空间的扩张，称之为城市化的不足现象。现代经济增长表明，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会呈现出“配第——克拉克”的经济结构转换规律，即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随着产业结构的递次推进，就业结构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其结果必然是人口和劳动力在产业和城乡之间的重新分布，如果偏离这一规律，则会呈现出城市化的不足。以农业在GDP中的产值比重和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表现为明显的城市化不足的特征（Henderson，2007；王德文，2008）。
（三）劳动力转移与现代农业的改造
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和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离不开现代农业的发展。其基本机理如下：一般地，农产品的收入弹性较低，工业产品和服务品的收入弹性较高，或者说城市消费类产品弹性较高，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从而增加对城市产品类的消费并推动城市化的发展。所以，令人惊奇的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产出率或技术变化率通常高于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城市化过程的一个结果是大规模的要素的同时转移。随着经济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的增长，用于购买食物的收入定会减少，而用于购买非食品的产品将被创造出来，农业中的技术变迁将劳动力释放出来到城市寻找就业。由此可以断定，缺少农业技术变迁或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将会减缓城市化的速度。如果说“收入增长、技术变迁、城市化”还不能完全肯定其因果关系的话，那么，他们之间至少是同时发生，或者是相互影响的（Mohan,1984）。研究表明，“19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国家若没有农业的先期发展或至少伴随的发展——农业革命——提供日益增多的剩余农产品，工业化的启动乃至于任何重大的工业增长都是不可能的……法国之所以工业化起步晚于英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法国虽然有较长的工业传统，但农业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农产品远远落后于英国。”[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76页。]依据钱纳里等人的研究，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忽视农业发展，结果不仅农业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工业进展也很缓慢；相反，以色列、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省则通过政府投资、扩大服务和非歧视价格政策来促进农业发展，结果不仅农业迅速增长，而且工业增长的更快（黄泰岩，王检贵，2003）。
按照二元经济理论，工业资本积累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摆脱传统农业部门贫困的关键，但在如何进行资本积累上发展经济学家却有不同的主张。与刘易斯不同，费景汉、拉尼斯、乔根森都认为农业产品剩余是劳动力剩余转化的前提，看到了农业在工业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强调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资本积累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所以，他们不仅强调工业化，也强调农业的发展。但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农业要有源源不断的剩余可被转移，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这一持续的剩余？舒尔茨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必须利用现代生产要素对农业加以改造，彻底克服传统生产要素配置的局限。由此看来，城市化进程中既是非农化的发展过程，同时更是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过程。另外，就发展中经济的情况进一步分析来看，农业除了上述作用外，还承担着一个避免过度城市化、稳定农民就业的功能。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城镇化和工业化时，人口已出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农村面临着发达国家城镇化初期不具有的严重人口压力，这种人口压力在劳动力转移方面产生了一种“宽流窄渠”的局面，即需要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能被工业化吸收的渠道来说极不对称。所以，发展中国家农业除了工业化的贡献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通过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来对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起“节流”作用（辜胜阻，1991）。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反时序配置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制度约束和经济转轨的总体特征，出现了不同于其他国家农地非农化时序配置的特征，呈现出一种农地非农化的反时序配置。
命题II：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受制于经济转轨和制度短缺的环境约束，出现了城市空间过度扩张、劳动力转移极其滞缓、传统农业现代化改造人为低估的非平衡发展，从而导致农地的过速非农化和人地压力的增加。这一现象被称之为农地非农化的反时序配置。
（一）城市化空间的过度扩张与城市化人口的滞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城市化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严重的城市化蔓延现象。统计显示，我国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4年的42.99%，年均增长3.32%，而建成区面积则由1985年的0.9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3.25万平方公里，年均增长6.74%[《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地表现出城市空间的过度扩张和城市化人口严重滞后的现象。如图1所示，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长率一直高于城市化人口增长率；城市人口密度增长率在2000年之前也一直低于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率。

图1：城市空间的过度扩张与城市人口的滞后发展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城市空间过度扩张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农地非农化的过速转化和农地保护压力的增加，同时，非农化土地的粗放利用削弱了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由于中国过去20年的市场化改革，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有了显著提高，所以，很多都市圈开始出现没有规划的郊区化，得到迅猛扩张，其结果是农业用地的消耗越来越大，城市不断扩张，导致土地使用、土地市场、商品运输和公共交通缺乏效率。所有这些因素都损害了大城市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爱德华·雷曼，2006）。

图2： 1998-2004年我国耕地的减少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当然，大量的农地消失必然会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警觉，为此，国土资源部对各地的农地非农化的情况进行定期审查，以限制地方政府圈占土地的行为。然而，由于没有从利益结构上进行调整，这种限制的效果微乎其微。例如，1997年国土资源管理局鉴于农地的快速消失，冻结了年内的农地征用指标，并于1998年修改了《土地管理法》，成立了国土资源部，加大对农地非农化的管制措施和农地保护力度。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从1998年到2004年7年之内，耕地还是快速地消失了1个多亿亩（如图2）。这表明，中国的农地非农化有一种超越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的配置动力。
（二）城市化的非集聚效应
城市化的空间集聚包括人口集聚和资源集聚，从而有效地开发利用本地规模经济和市场化网络。然而，任何规模的中国城市，在城市的空间范围、空间结构和交通网络上都呈现出不经济的规模限制。Au and Henderson（2006）通过对中国城市规模效应的实证分析认为，城市化水平不够高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充分发挥其规模经济效应：工业集聚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许多城市因为规模太小而遭受了生产率的损失，增加要素的集聚资源而不是城市空间，将会大幅度地提高产出水平。我们利用效率前沿函数的DEA模型，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2001、2003、2005投入产出效率和全要素土地利用效率进行了测度，结果发现只有6%-12%的城市处于前沿面，而88%-94%的城市处于非前沿面的无效率生产点上，且城市投入产出效率和土地利用效率都呈下降趋势（参见图3-6），进一步证实了我国城市发展非集聚效应的现象（张良悦等，2008）。

图3：地级以上城市投入产出效率分值

图4：地级以上城市投入 ……（未完，全文共22672字，当前仅显示4078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反时序配置及其制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