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金融中介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目录/提纲：……
一、引言
二、文献回顾
三、中国的金融中介发展及其全要素生产率
（一）金融中介发展
（二）全要素生产率
四、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与变量选择
（二）估计结果与讨论
五、结论
……
论文：金融中介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摘 要：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新熊彼特增长模型，金融发展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推动长期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一般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反映。基于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本文检验了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两者间的关系。从银行信贷决策自主性程度上考虑，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这个指标被用来度量金融发展水平。在控制了资本形成率、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干预以及城市化水平之后，本文发现，金融中介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然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并不稳健。利用不含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样本，本文并未发现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有力证据。
关键词：金融中介发展；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

一、引言
金融发展对长期经济增长重要吗？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兴起之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一些先驱性的理论研究(Gurley & Shaw,1955;Tobin,1965;McKinnon,1973)所关注的主要是“货币与增长的联系”(Money-Growth Ne*us)而不是“金融与增长的联系”(Finance-Growth Ne*us)；同时，尽管经验研究屡屡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但相关关系难以被解释为因果关系，除非有恰当的经济学理论作指导。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考察“金融与增长的联系”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框架[ 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由AK模型(Romer,1986;Lucas,1988;Rebelo,1991)与新熊彼特增长模型(neo-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 Romer,1990; Grossman & Helpman,1991;Aghion & Howitt,1992)这两类模型构成。AK模型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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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Barro(1991)。]但在关于经济增长的新熊彼特增长模型中简单地引入金融因素未必就会使我们获得新的洞察力。不过如果考虑了代理成本，那么在新熊彼特增长模型框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就显得十分重要了(Aghion & Howitt,1998)。
在King & Levine(1993)的开创性研究中，他们对Aghion & Howitt(1992)所构建的一个新熊彼特增长模型进行了拓展，融合了两种熊彼特观点：第一是利润的动态变化决定了创新的动态变化；第二是由于金融机构对企业家所进行的风险性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及其提供融资，因此金融机构对企业家的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在他们的模型中，金融机构在评估企业家所进行的风险性创新活动时是有耗费的，这属于代理成本。金融体系越发达，则这种代理成本越低（因为存在规模经济），进而将促进技术创新，推动长期经济增长。另外，通过抛弃效用是消费的线性函数这个假设，他们的研究也表明，金融体系的存在也使得创新活动的风险得到了分散，这也将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跟随King & Levine(1993)，基于新熊彼特增长模型框架并结合金融微观理论的进展，很多文献研究了金融中介对技术创新及其长期经济增长的意义。例如，de la Fuente & Martin (1996)假设企业创新成功的概率取决企业家的努力程度，而努力程度只能以一定的成本不完全被外部人所监测。这种信息摩擦导致金融中介机构作为代理监督者出现。金融中介机构与企业家签订的合约通过激励和监督的结合，导致了企业家最优的努力程度。随着监督成本的降低，企业家能够获得更加优惠的贷款条件，从而产生更高水平的创新活动，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Blackburn & Hung (1998)得到了一个与de la Fuente & Martin (1996)完全相同的结论，但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研究与开发的结果被假设为私人信息（只有企业可以直接观察到创新项目是否成功），从而这将导致道德风险问题，因为企业总是有激励声称项目失败以便不偿还贷款。与de la Fuente & Martin (1996)相比较，在这里，不对称信息是关于项目结果而不是企业家的努力程度。
在实证研究方面，Beck, et al. (1999) 基于跨国数据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与资本积累的联系是微弱的。Nourzad(2002)基于跨国数据也发现，金融深化对TF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Arestis,et al. (2006)发现，在OECD国家，金融发展促进了TFP的提升，但其促进作用在时间上是递减的，并且依赖于过去的效率状态。但Rioja & Valev(2004)发现，金融中介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仅在发达国家中出现，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中介发展是通过促进资本积累而促进经济增长的。Tadesse(2007)基于跨国产业数据发现，产业技术进步与银行中介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联系，但股票市场对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是微弱的。Inklaar & Koetter(2008) 基于欧洲产业数据发现，传统的金融发展总量指标与劳动生产率的联系是不显著的，而金融中介自身的效率（反映金融发展的质量）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已有的中国经验研究中，多数文献所关注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间的总体相关性，而对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着墨甚少。韩廷春(2001)认为，与金融发展相比较，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才是中国长期增长的最关键因素，但他并没有研究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两者间的关联。张军、金煜(2005)进行了一个开拓性的研究，其结论是，中国金融中介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他们的研究中，非国有企业贷款余额与GDP之比这个指标被用来衡量金融深化水平，该指标的值是一个回归估计的残差[ 该方法可追溯到Aziz & Duenwald(2002)。]。构建该指标所涉及到的关键假设是，“国有企业贷款与GDP之比”与“国有企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可以用一个固定效应模型模型描述。Guariglia & Poncet(2006)以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贷款与财政拨款之比作为金融中介发展水平指标，得到了一个与张军、金煜(2005)相同的结论。
三、中国的金融中介发展及其全要素生产率
（一）金融中介发展
在中国各种金融制度安排中，银行的间接融资安排是最为主要的。在2006年末，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名义GDP之比约达107.6%，而同期同期流通股市值与名义GDP之比仅仅约为11.9%；同期公司债余额与名义GDP之比仅仅约为11.4%。[ 数据来源：根据各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国债券市场分析报告》整理。]国有银行居主导地位的中国银行业因贷款配置效率低下而饱受批评。一方面，银行贷款主要流入了国有企业，只有不到20%的贷款被非国有企业获得。然而，目前非国有企业贡献了65%左右的GDP，而且在GDP增长率中，70-80%也归功于非国有企业（Du et al.,2008）。另一方面，尽管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是把由政府管理的银行改造成独立的金融机构（Qian,1994; Lardy,1998），但中央政府似乎以信贷作为一种降低省级经济发展差距的工具，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省份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Park & Sehrt,2001;Hao,2006）。贷款与存款之比可以反映一地区通过银行系统的资金净流入（Boyreau-Debray,2003），我们可以发现，该指标与人均实际GDP（以1997年物价水平计算）的自然对数是呈负相关的，见图1。


图1 各省份贷款与存款之比及其人均实际GDP的自然对数（2002-2006）
数据来源：根据各省份各年《金融年鉴》与《统计年鉴》整理。

受到指令性约束使得信贷投放并未促进有效率的投资项目的增长，反而让无效率的投资得以不断实现（张军，2006）。在2002-2006年，“贷款/GDP”这个指标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见图2[ 当然，图2并未控制其他变量，但按照张军（2006），如果控制了其他变量，这个负相关关系将变更加显著。不过在Boyreau-Debray（2003）的实证研究中，当控制了国有企业规模之后，这个负相关关系变得不显著了，因此一个推论是，银行信贷扩张也许仅是表层的因素，问题的关键在于大部分贷款被国有企业所享用。]。由于信贷扩张的非效率性，这使得用“贷款/GDP”来衡量中国金融中介发展 ……（未完，全文共19410字，当前仅显示3491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金融中介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