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提纲:……
一、引言
二、文献回顾
(一)信任和可信任水平的两种测度方法
(二)合作水平的测度
(三)信任、可信任与合作关系的研究
三、实验设计
(一)实验流程说明
(二)实验参数的设置说明
(三)实验设计分析
四、实验结果
(一)实验数据的总体观察
(二)各实验行为均值的轮次动态走势图
(三)信任行为、可信任行为、调查问卷各项指标与个体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信任、可信任与合作之间的关系
(五)合作水平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析
五、小结及展望
……
论文:信任、可信任与合作:一个实验视角下的经验分析
Trust, Trustworthiness and Cooper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eriment
内容摘要:本文在一个实验的视角下从个体微观角度考察了信任和可信任水平与合作之间的关系,我们分别用信任博弈实验和调查问卷两种方法测度了个体的信任和可信任水平,并以公共品博弈中的投资额作为其合作水平的变量,结果发现,在控制个体差异和风险偏好等条件下,通过信任博弈实验测度的信任和可信任水平均与合作水平显著正相关,但是通过问卷测度的信任和可信任水平与合作没有显著相关性,这说明信任能够促进合作假说的成立依赖于信任和可信任水平的具体测度方法。
关键词:信任 可信任 合作 公共品博弈实验 信任博弈实验 GSS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focus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ust,trustworthiness and cooperation at an individual micro-perspective view emloying an e*periment .We use the two methods of trust game and questionnaire to measure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and use the amout contributed in the public goods game as a cooperation level measurement.When control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subject’s risk preferences, We found that the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measured from the e*perimen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operation, while the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measured from questionnaire is not significant correlated with cooperation.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hypothesis of trust could promote 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is dependent on the specific measurement of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新文秘网https://www.wm114.cn省略1925字,正式会员可完整阅读)……
实验中的可信任回报行为与信任问卷值相关,但是与委托人的信任投资行为并不一定相关。Capra et al.(2008)的最新研究表明在控制利他偏好时,GSS信任问卷可以解释信任博弈中的信任行为,因此Capra et al. (2008)认为用来测度信任水平的GSS信任指数是一个对实验中的信任行为的较好预测指标。Glaeser et al.(2000)在GSS问卷基础上进一步设置了测度信任态度和信任行为更多的变量指标,这些指标包括用来测度信任水平的信任行为指数(包括对朋友和陌生人的借款频率,是否经常锁门等)和对陌生人的信任态度程度,也包括用来测度可信任水平的“自我评价的可信任水平”和诚实度等变量,相关的研究已经发现这些变量对实验行为有着显著影响,而且其自我评价的可信任程度与其实验中的真实回报行为表现一致,因此该变量也可以作为用来测度可信任水平的一个指标。
2.信任博弈实验方法
随着Berg et al.(1995)信任博弈实验方法的运用,实验经济学家为测度个体及社会的信任水平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信任博弈实验是用来度量信任水平(trust)和可信任水平(trustworthiness)的一个经典博弈实验。Camerer(2003)就认为,在可控的带有激励机制的实验环境条件下,由于双向匿名的一次性信任博弈中剔除了博弈双方的相互关系,社会因素等优点,它所得出的数据就是一个纯粹的信任水平。Berg et al.(1995)的信任博弈实验描述了这么一个双人博弈过程,在整个实验中,实验双方都不直接接触,而是通过电脑或者实验组织者来传递信息。委托人会从主持人得到一笔钱(或实验筹码),委托人可以选择0到之间任何数额的钱交给代理人,当委托人投资时,代理人能自动得到,然后代理人可以选择一个从0到的数额还给委托人。根据博弈论中的逆向归纳法,在最后一阶段,代理人知道这种博弈是一次性的,如果按照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他就应该持有所有的钱而不选择返还。由于理性化的委托人能预计到代理人的策略,所以他就不会投资任何钱给代理人,即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委托人选择不投资,代理人选择不返还,双方无法建立信任。而实验结果是,一般委托人会投资他手中一半的钱,而最后代理人也会返回比委托人投资额稍多的回报额给对方。因此我们可以用委托人的投资额作为其信任水平的度量指标,如果委托人投资越多,说明他越信任对方,反之说明他越不信任对方;从代理人的角度来看,可以用他的返还比例来测度其可信任水平,如果他返还的越多,说明他的可信任程度越高,反之则可信任度越低。
对于信任水平的两种测度方法的一个相关问题是对这两种方法进行比较,这方面的文献可以参考Glaeser et al.(2000),Holm and Danielson(2005),Capra et al. (2008)等,这里不再阐述。
(二)合作水平的测度
公共品博弈实验由于较好地刻画了人们合作与卸责之间的社会两难问题,所以是一个用来测度合作水平较好的工具。传统的公共品博弈实验模型对此描述如下,假设共有个人参加实验,实验员给与每个人初始个筹码的禀赋,所有人同时向某公共池(公共项目)中投资个筹码,投资完毕后,无论参与者投资多少,他们都将获得回报,回报额为公共池中总的投资数乘以一个系数。这样每个人得到的物质效用就是个体原来的初始禀赋减去投进公共池中的筹码再加上从公共池中得到的回报,这时个体的效用函数为:
,同时该轮中_的总收益为
其中系数被定义为MPCR(Marginal Per Capitan Return)即边际个体回报,这里设定,此时对个体来说由于,故在每一轮中个体的最有策略是使得最小化即投资水平为零。但从_的总收益角度来说,每个人投资的最大化是最优策略,因为有。
按照该描述模型,搭便车策略始终是参与者的一个纳什均衡策略,但是现实生活的直觉和观察往往与此结论相悖。Dawes and Thaler (1988)就指出,公共品中的搭便车问题一方面肯定会存在,但在另一方面肯定与标准的理论预测不符。Andreoni (1988),Isaac and Walker(1998)等大量传统公共品博弈实验表明,人们即不会像理性模型预测的那样选择全部卸责,也不会选择使整个社会最优的捐献全部禀赋的策略,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合作在一个社会两难困境中确实存在。[传统的公共品实验指只带有自愿供给机制(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的实验。]Ledyard(1995)在其关于公共品博弈实验的综述文献中
总结到:这些实验的一个一致结果是,在实验初始时人们一般会投资(捐献)大约50%的禀赋,但是随着实验的重复进行,其投资水平会逐渐降低,并最终接近于理性模型预测的零水平投资,说明合作水平在动态轮次中呈现波动状态。因此我们认为把公共品博弈中的投资水平作为合作水平的度量是恰当的。
(三)信任、可信任与合作关系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极少数文献已经对信任、可信任与合作的相关性问题进行过研究,这些文献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通过以GSS为主的问卷调查方法测度的信任、可信任水平与合作的相关性研究,如Anderson et al. (2004),Gächter et al.(2004),Capra et al.(2008);另一类是通过信任博弈实验测度的信任、可信任水平与合作水平的研究比如Bouma et al(2008),还有一类文献是结合调查问卷及信任博弈实验两种方法测度的信任、可信任水平与合作水平的相关研究,比如Karlan(2005)。
Anderson et al. (2004)在美国弗吉尼亚威廉玛丽学院对48个学生进行了公共品实验,并对其进行了42个问题的问卷,他们的主要结论是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trusting strangers)是决定合作水平最重要的显著变量,但是与Glaeser et al. (2000)结果的对比发现,最通常使用的GSS问卷中的GSS信任问卷也是显著的;其他直觉上和公共品投资有关联的个体行为特征却不显著,比如主张政治革新和有z-教背景的人并不会选择更多地投资。Gächter et al.(2004)通过结合GSS问卷与公共品博弈实验在俄罗斯考察了630个样本,他们发现通过GSS问卷测度的各项指标中GSS助人问卷值和GSS公平问卷值可以显著解释公共品中的投资行为,但是GSS信任问卷值不显著;同时采用Glaeser et al.(2000)问卷设置的信任行为值与投资额也不显著,但是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值也与投资额显著正相关。Gächter et al.(2004)还发现尽管个体因素会影响GSS各项指标,但是并不影响公共品投资额,即公共品投资行为与个体各因素之间均不显著相关。Capra et al.(2008)发现了与Gachter et al.(2004)相同的结果,他们发现公共品博弈中的投资额与GSS问卷值中GSS助人问卷值和GSS公平值显著正相关,即认为他人是公平和乐于助人的人在公共品博弈中投资也就越高。另一方面,Bouma et al(2008)结合信任博弈实验测度的信任水平来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并用真实世界中土地和水资源的保护刻画实验个体的合作水平,他们对这两者的相关分析发现,个体角度上的信任水平并不能解释合作水平。
Karlan (2005)以秘鲁一个名为FINCA的小额贷款项目中的贷款人为实验对象,做了一次性的信任博弈实验和公共品博弈实验并对其进行了调查问卷,他们的结论表明在信任博弈实验中投资越多的人在公共品博弈中捐献也越多,但是GSS各问卷值与公共品博弈中的捐献并不显著相关。同时Karlan (2005)发现在GSS问卷中得分越高的人也往往倾向更高的偿还率和更高的储蓄,但是在公共品博弈中捐献越高的人却偿还更少的债务,而信任博弈实验中回报越多的人则具备更高的偿还率,说明信任博弈中代理人的回报行为可以用来预测其真实的财富决策行为。
上述文献中多数只研究一种信任水平测度和合作水平之间的相关研究,而且忽视了可信任对合作水平的影响。Karlan(2005)虽然结合了调查问卷及信任博弈实验两种方法来展开这一问题的研究,但是Karlan(2005)中的公共品博弈实验是合作或不合作的双值博弈模型,并不能深度刻画个体的合作水平,另外Karlan(2005)中的信任博弈实验中实验双方是面对面的博弈而非完全匿名的,因此与Glaeser et al. (2000)一样Karlan(2005)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其通过实验测度的信任和可信任水平并非是纯粹的,而且Karlan(2005)没有处理两种信任水平之间的共线性问题,也没有控制住个体的风险偏好。我们在本文中也用两种方法测度了信任水平和可信任水平,我们分别用完全匿名和完全陌生搭配的信任博弈实验和调查问卷两种方法测度了个体的信任水平和可信任水平,在改进Karlan(2005)公共品博弈实验的基础上,以实验个体在公共品博弈中的投资水平测度其合作水平,在控制个体因素及其风险偏好的基础上进而全面分析信任、可信任与合作之间的关系。
三、实验设计
(一)实验流程说明
当实验对象进入实验室时,首先需要抽取一份实验说明,该实验说明上面标有计算机编号,抽到号码后将相应入座对应的计算机,实验对象同时会拿到一张草稿纸和铅笔以进行实验过程中的收益运算。在实验对象阅读完实验说明后(我们大概控制在15分左右),实验员会结合软件操作说明把实验说明中的整个实验说明宣读一遍。我们还给予实验对象留一定时间私下提问,解答实验说明中会出现的疑惑,等所有实验对象对实验说明确认无疑,实验才正式开始。
在实验说明中,我们要求实验对象在实验过程中禁止和别的同学有任何形式的沟通[ 为确保这一点,我们选取了有108台计算机的大机房,每次实验不超过38人参与实验,这样就有充分空间让实验对象的计算机彼此隔开较远。]。如果实验对象有任何问题,只需举手示意即可,实验员会马上私下解答他提出的问题。在正式实验开始之前,实验对象还被告知整个实验过程中实验对象的 ……(未完,全文共30055字,当前仅显示5405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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