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制度变迁、经济绩效与贸易发展：中国30年制度变迁对贸易发展影响的经验研究

目录/提纲：……
一、导言
二、制度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简要评述
（一）国外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二）国内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三、制度变迁与国际贸易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制度与国际贸易的关联分析
（二）制度对国际贸易的贡献度分析
四、结论与进一步探讨
……
论文：制度变迁、经济绩效与贸易发展：
中国30年制度变迁对贸易发展影响的经验研究

摘 要：新制度经济学派把制度内生化并提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本文在简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选取中国1978-2008年间的制度和对外贸易作为研究变量，把制度因素内生化和量化，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结果发现制度因素和制度变迁与我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是互动性而且是非常显著的；并一步从制度变迁中量化出促进我国贸易及经济长的因素，给出制度与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为我国进一步的经济_改革提供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制度；制度变迁；贸易发展；经济增长

一、导 言
经济增长是世界上各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和目标之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更为人们所关注。因此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到制度变迁理论等等，都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内生机理进行了研究。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经济问题中的重要领域，从欧洲工业革命开始，贸易问题一直是经济理论和各国实践中的热门话题，尤其是二战后贸易问题逐渐成为各国制定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战场”，从_传统的_贸易理论、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H-O要素禀赋学说、到克鲁格曼的战略性贸易理论，都对贸易理论和政策进行了分析，90年代以来，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Yang）将分工和超边际分析引入国际贸易研究中，制度因素才逐渐纳入到贸易理论问题当中。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国际贸易理论，将制度引入作为内生变量并结合制度变迁来分析的“研究历史”并不长，但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现实中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犹如中国，制度因素甚至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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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解释了一些经济增长的特征化事实，但是，在新增长理论中，制度和个人偏好仍被看作是外生的因素，这样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制度因素被排除出经济增长分析。在新古典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制度因素总是作为既定的前提，即制度结构具有外生性特征。所以，在新古典的框架内，制度是经济增长理论未打开的“黑箱”。
新制度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放松了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的一个基本假设——将制度视为已知、给定的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但是它仍旧沿用新古典的效用最大化方法建立模型，也就是说，它与新古典的最大不同在于企图把制度因素内生化，特别是把制度变迁、所有权的改变同人口增长、土地——劳动比率的变化以及相对价格联系起来[注：它以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斯诺、罗伯特·福格尔、兰斯·戴维斯以及斯坦利·英格尔曼等关于财产权利、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论述为主要内容，斯诺等新经济史学家们还把这种研究扩展到整个人类经济史，在整个人类经济史中进行制度结构与变迁的研究，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结构、制度变迁与创新为主轴的理论体系。]。
在新制度经济学以前，杨格（A.Young）经济增长模型已经对新古典经济模型有深刻的批判，杨格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有规模经济产生的，而是又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用分工的演进解释经济增长，对后来的斯诺、威廉姆森等人有重要影响。可以这么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源于新古典，反叛新古典但最终又回到了新古典。
对经济增长的动因与过程进行制度的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进步。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从储蓄率与投资的角度出发分析影响经济增长，库兹涅茨则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发展过程出发分析国民生产总值变化的经济增长理论，人们都忽略了或抽象了社会制度变化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斯诺的分析把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加以考虑。斯诺是在_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对经济制度变迁进行分析的，他的基本结论是源自_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很难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福格尔则特别关注某项政策、制度或技术进步等对整个历史进程的“纯影响”究竟有多大，并提出“非现实性假设”的基本逻辑。托马斯对西欧在公元900-1700年间经济增长的解释，认为是支配产权规则的制度变迁早就了这800年的经济增长。凡勃伦则将技术视为经济增长与进步的动态因素，而制度是静态因素。
关于制度变迁和演进，戴维斯（L.Davis）和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1971年）从制度供给和需求的角度解释制度的均衡和非均衡，非均衡是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企图解释制度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演变过程，拉坦最早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注：林毅夫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中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即强调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种观点被舒尔茨所赞誉。]，即认为制度变迁可能是由于对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的[注：他认为一方面，要素禀赋的变化产生了技术的变迁，而技术的变迁又调动了人们对资源重新配置的积极性，以及为了重新明确产权以实现对新的收入流的分割而组织和引进集体行动的积极性，最后，这种由技术变迁所释放的新的收入流产生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另一方面，如果制度变迁的预期的边际收益超过了边际成本，就会产生制度变迁的供给，当制度需求占主导地位，制度变迁的收益超过成本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对制度变迁的需求与制度变迁的供给共同决定着制度的变迁，但诺斯却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即著名的“诺斯悖论”。
然而，并不是直到20世纪末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才开始制度内生化的研究。众所周之，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所论述的正是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打开“制度”黑箱的最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斯诺和他的合作者完成的，另外，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还有舒尔茨、威廉姆森、拉坦、林毅夫、杨小凯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有：《_世界的兴起》（诺斯和托马斯，1973年）[注：书中认为制度是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戴维斯和诺斯，1976年）[注：书中认为，制度非均衡是制度创新和变迁的必要条件。]、《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诺斯，1981年）、《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诺斯，1990年）。诺斯整个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就是围绕将降低交易费用看作是制度变迁的本质，并认为制度创新与演进的载体是一致的社会道德基础。诺斯和托马斯认为：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这些经济增长原因并不是真正的增长原因，它们仍是增长本身。诺斯把阿瑟的技术路径依赖引入制度变迁理论中，并强调自行强化机制以及制度变迁可能会为抑制生产率的部分提高提供机会，不同的初始路径，可能会出现无效的变迁路径[注：吴敬琏在《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中认为，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有路径依赖作用。]。

（二）国内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学者作了不少的分析。其中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变迁和演化理论，一类是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前者侧重于理论研究，后者则重于实证分析，但明显前者的研究多于后者。但一个共识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制度变迁是驱动力之一和关键因素之一。
国内关于制度变迁（演化）、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
汪丁丁（1995）认为诺斯将制度和技术都看作是创新过程，且平行地处理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经济制度演化可以认为是人类为减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可以认为是人类为减低生产的直接成本所做的努力”；张曙光（1996年）在《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中具体描述了某个方面实际的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林毅夫在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中提出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樊纲认为改革、新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成本是因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张旭昆教授（2007）在《制度演化分析》中说明了经济制度的系统结构及其演化过程，揭示了制度演化的动因、方式、路径和趋势，认为制度的一般均衡定义为“既适调又适意的状态，简称为双适态[注：所谓“适调态”是指制度系统中任何两种制度之间都不存在互斥关系，而是处于相互适应协调的状态；“适意态”是指在制度系统所允许的行为空间中，每个人和组织都能通过选择自己的最佳行为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各自的目标，即制度系统能够适合每个人人和_的意愿。]”，并认为制度系统的演化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注：制度演化的马尔科夫过程可以用马尔科夫链近似模拟，即制度本期状态转变为下期某种状态的概率只与本期状态有关，而与过去各期状态无关。] ……（未完，全文共19920字，当前仅显示3583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制度变迁、经济绩效与贸易发展：中国30年制度变迁对贸易发展影响的经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