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真的导致了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吗？

目录/提纲：……
一、引言
二、文献综述
三、对现有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思考
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与犯罪率上升具有因果关系吗？
二、农民工进城后会更倾向于犯罪吗？
三、现有研究的方法是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四、什么才是中国犯罪率上升及“第五次犯罪率高峰”的根本原因？
四、实证研究的数据描述
五、实证检验
六、总结及政策启示
……
论文：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真的导致了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吗？

摘要：现有研究普遍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民工进入城市就业导致的流动人口数量增加作为中国犯罪率上升的原因，本文利用1988至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GMM方法重新检验了这一论断，结果发现：如果不考虑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性问题而只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确实可以得到上述论断，但是在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性问题后，我们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首先，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但不会增加犯罪率，反而能够显著降低犯罪率；其次，中国犯罪率的上升，特别是“第五次犯罪高峰”的出现与20世纪末城市失业率的跳升有关：城市失业率的上升导致地方政府采取歧视农民工的就业政策来保护城市居民的就业，从而排挤了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没有任何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险的农民工失业后会比城市失业人口更加脆弱，从而更加倾向于走向犯罪。本文的结论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制定降低犯罪率的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 犯罪率上升 城市失业率 失业农民工的脆弱性
JEL分类号：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快速的增长，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然而，我们同时可以观察到一个显著而重要的社会现象：以各种统计指标度量的犯罪率在总体上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如图1所示，无论是每10万人的侵财案件数、每10万人刑事an件数来度量，还是每10万人凶杀与伤害案件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几乎都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① 图1中的2004年前的数据转引自胡联合等(2005)，1983年的数据缺失，我们取1982年和1984年的平均值；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在图1中，中国的侵财与刑事犯罪案件数在1989年和1992年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波动，这是因为1989年公安机关调整了立案不实的情况（魏平雄和欧阳涛，1998），而1992年又提高了盗窃案的立案标准。所以，如果忽略这两个调整而导致的波动，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犯罪率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到20世纪末几乎一直保持着平稳上升的趋势。]①。特别地，我们还可以明显看出，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每10万人侵财案件数和每10万人刑事an件数都有一个极其明显的跳跃，并且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呈现下降的态势，这一显著的上升被一些研究者称为中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② 当然，犯罪率在20世纪末出现的一个显著的跳跃是否是中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在学术界，特别是在法学界还存在争论，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中国的“第四次犯罪高峰”，但是，撇开这个争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犯罪率在20世纪末出现一个显著的跳跃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暂且接受它是中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的观点。]②，从而显示出它的严重性。违法犯罪作为一种不利于_和发展的活动，其破坏性历来受到政府、社会各界及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这些年来犯罪率的持续上升，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更是互相冲突的，所以，这次犯罪高峰的产生更是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图1 中国历年来各类案件的数量

针对这一重大社会现象，有很多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犯罪率上升的原因。仅就社会学、法学和经济学领域内的研究而言，目前比较流行的理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③在现有的研究中，有的用“收入差距”，有的用“贫富差距”，有的则混
……（新文秘网https://www.wm114.cn省略2325字，正式会员可完整阅读）……　
动人口这两个范畴有所区别，在中国的背景下，农民工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但是流动人口也包括其他部分，比如异地经商的人口、旅游观光者、部分流动的城镇居民及其他社会闲散人员等。在本文中，我们对于这两者不做特别的区分。
]①，流动人口犯罪也逐渐成为城市治安的一个难题。有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在城市犯罪分子中，流动人口确实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统计，流动人口在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所占的比例在1996年为56%，2000年为58%，2005年为61%，从1996年到2005年，北京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增长了2.8倍，而流动人口犯罪的数量却增长了3.6倍（王大中等，2007）；王桂新和刘旖芸（2006）基于他们搜集的上海市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的945个案例的分析发现，上海市的流动人口犯罪比重也占到60%左右。所以，有很多研究都对中国的流动人口犯罪现象给予了关注，并将其归结为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许承余，2008；王大中等，2007；陈如和肖金军，2004；麻泽芝和丁泽芸，1999；王桂新和刘旖芸，2006）。
应该说上述研究和调查对于我们理解收入差距扩大的危害性以及流动人口增加对于城市治安状况的压力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给我们理解社会矛盾的演化以及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了依据，然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农民工进城对于犯罪率的影响并不像我们看起来那么简单，下一节我们针对上述问题展开初步的分析，并提出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以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三、对现有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思考

从上一节的文献综述来看，基于国外数据的研究大多得出了收入差距扩大会增加犯罪的结论，而国内的研究也大多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农民工进城对于中国的犯罪率上升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本文认为还有如下几个原因使得再次研究中国的这一问题成为必要：

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与犯罪率上升具有因果关系吗？
从前文的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现有大部分研究其实只是证明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具有相关关系，但是并没有证明他们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使证实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确实是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也没有揭示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本文认为，现有研究的结果并不一定能够证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是中国犯罪率上升的原因，理由在于：第一，如果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导致了中国犯罪率的上升，那么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使得更多的农民走向犯罪，因为我们无法解释当城市居民变得比农村居民更富有时却会更多地犯罪。但是，中国社会与_社会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城乡之间的长期分割以及居民的社会流动性较低。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更加富裕这一事实对于处于农村居民而言可能完全与自己无关，甚至，对于那些处于偏远地区的农民，他们甚至并不知道城市居民到底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什么必然会更倾向于走向犯罪呢？第二，即使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导致农村居民走向犯罪，这里也依然要区分是什么类型的犯罪，从理论上讲，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会使得低收入_更可能走向侵财犯罪，但是未必会走向暴力犯罪；如果说一定要在收入差距与犯罪之间建立联系的话，现有研究可能已经认识到的一个机制就是穷人的“仇富”心理，但问题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证据表明“仇富”心理在农民中盛行，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心理会促使他们走向犯罪；第三，在中国经济的背景下，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仅仅会增加犯罪，而且也会产生降低犯罪的间接力量：中国城乡收入的扩大，会进一步增加了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在户籍制度的松动的情况下，会吸引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并使得他们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从而有利于降低犯罪；同时，农民工进入城市已经被现有证明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所以这又构成了降低犯罪的另一个因素。所以，既然在中国经济的背景下还存在这种降低犯罪的机制，那么就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考察这一问题。
实际上，经过上述分析，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就转到了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上，也许一个可能的机制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更倾向犯罪，于是，这里就引出了本文想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农民工进城而导致的流动人口数量增加是导致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吗？

二、农民工进城后会更倾向于犯罪吗？
首先，如果说农民工进城增加了犯罪率，那么根据逻辑关系我们就应该能够观察到农民工的数量与犯罪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图3直观地提供了中国在过去若干年中农民工的规模，虽然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而无法得到一个完整的描述[① 数据来源：蔡昉等，2003，《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68页。]①，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图3中看出农民工数量的增长与波动趋势。应该说，农民工的流动性确实会增加城市和治安管理的难度，从而可能会增加犯罪率。然而，仅仅观察到农民工的增加与犯罪率都具有增长趋势，并不能推论出农民工进城规模的上升必然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比如，当我们把图3和图1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时就会发现：在2000年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农民工进城的高潮（大致在1994年左右），然而在图1中，犯罪率在出现了农民工进城的高潮时其实保持着非常平稳的趋势，甚至根本就没有上升的趋势；其实，我们可以从图1中看出1989年和1992年中国的犯罪率有一个显著的跳跃和下跌，前面的跳跃其实是因为1989年公安机关大力纠正了立案不实的现象，使得刑事立案陡增（魏平雄等，1998），而后面的跳跃是因为1992年公安部门调整了盗窃案的立案标准，所以说，如果我们忽略这个跳跃的话，那么中国的犯罪率在2000前的增长速度其实还是很平缓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农民工其实已经由1980年代初期的不足10万迅速增长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的1.44亿[② 根据蔡昉等（2003）的估计，1983年的农民工数量不到10万；而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农民工的数量达到1.44亿(国家统计局，2002)。]②，也就是说，农民工规模在2000年前如此快速的膨胀并没有伴随着犯罪率的膨胀；其次，关于农民工进城导致犯罪率上升的理论还无法解释的一个重要事实是：通过图1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的出现是在2000年前后，但是，我们并没有观察到在2000年左右农民工进城的数量有非常明显的跳升。所以，这些事实其实已经表明农民工数量的上升与犯罪率上升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上述因素外，我们还有其他理由怀疑农民工规模的增加对犯罪率上升的影响：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就业，其收入水平相对于在农村而言会有明显的上升，这里就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进城市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比留在农村的其他农民得到了更大的改善，他们的犯罪反而会增加？另外，根据Becker（1968）的犯罪经济学理论，现代科技在城市的广泛应用（例如摄像头）会提高犯罪被抓获的概率、城市中的高楼及防盗门符合防盗窗增加了盗窃犯罪的难度、投入城市中的警li密度相对较高等等因素，这些都会起到降低犯罪的作用；其次，我们假设某些农民工在没有进入城市之前就已经是潜在的犯罪分子了，进入城市一方面必然会增加城市的犯罪率，但是同时却因为他们的离开而减少了农村地区的犯罪，所以，农民工进城对于中国的总和犯罪率的净影响我们并不清楚，除非我们能够证明：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进入城市后的犯罪倾向更高了，然后才能够将农民工进城的规模与犯罪率的上升联系起来，但是我们目前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农民工_的犯罪倾向比他们留在农村地区的犯罪倾向更高。总之，现有的研究都无法证明农民工进城规模的上升必然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流动人口在城市犯罪中的比例较高只是一个静态的事实，并不能被用来解释中国犯罪率的动态上升趋势。总之，用农民工的规模解释中国犯罪率的上升，还存在很多疑问，更何况，即使证明了民工进入城市会增加犯罪，是否就能够直接将民工的数量与犯罪率的上升直接而简单地联系起来？这中间的机制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图3中1994年左右的民工高峰没有引起犯罪率的高峰，而2000年后的民工进城却导致了“第五次犯罪高峰”？


图3 中国的农民工的规模（单位：百万人）

三、现有研究的方法是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除了上述问题外，我们认为现有的研究在方法上可能还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在现有关于中国犯罪率的实证研究中，很多文献都没有能够采取很好的策略来解决计量中的内生性问题。理论上讲，城乡收入差距在犯罪率的决定方程中可能具有内生性：例如，我们无法观测某些对犯罪率有影响并与城乡收入差距有关的变量，比如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特征以及一些_或制度因素等，同时，犯罪率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比如某个地区的犯罪率较高会对生产活动带来负面的影响，从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总之，如果不采取适当的策略来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性问题，就可能会得出有偏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后面将采取三种策略：第一，将解释变量都滞后一期，这是计量经济学中减轻内生性的常用策略；第二，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来控制城乡收入差距与某些不随时间而变化的不可观测变量的相关性而导致的内生性；第三，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性。第二，有很多重要的变量在前人的实证研究中没有加以控制，例如，在本文使用数据的时间段内，公安部门曾在1996年和2001年分别实施了两次“严打”，它对于当年和后续年份的犯罪率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第二个重要变量是前面提到的1989年公安机关对于立案不实的调整以及1992年对于盗窃立案标准的调整，由于这些调整对于中国犯罪率的统计数据会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必须加以控制；第三个重要变量就是青少年的数量，这是以为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的青少年犯罪的数量一直较高；第四，中国地域的广阔性决定了不同地区之间在很多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一般的计量过程中，无论是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还是截面或面板数据，基本上都需要控制地区虚拟变量以捕捉不同地区之间无法观测的一些因素；在本文的后续实证研究中，我们都对上述重要的变量进行了控制。第三，现有大部分研究都是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利用全国范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时会产生小样本小和时序自相关问题，而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则更具优势。

四、什么才是中国犯罪率上升及“第五次犯罪率高峰”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上述几个方面构成了本文就城乡收入差距与犯罪率上升关系的“破题”的话，那么本文的“立题”又是什么呢？即使证明了城乡收入差距和（或）农民工进城规模的增加不是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犯罪率的上升？特别地，是什么原因导致了20世纪末开始出现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还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中国犯罪率的上升，特别是20世纪末开始的“第五次犯罪高峰”与1990年代城市部门的改革而引起的城市失业率上升有关，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导致部分城市居民的“铁饭碗”被打破以及1990年代中后期城市失业率的增加。这些改革一方面可能会直接促使部分失业的城市居民走向犯罪，另一方面促使地方政府采取了对民工更加严厉的歧视性政策以保护城市居民的就业，这种城市倾向的就业政策导致进城民工失业增加并迫使更脆弱的他们走向犯罪。图4提供了城市失业率与犯罪率一个直观描述，从中可以看出二者波动趋势的高度相关性，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观点做进一步的阐述：
1990年代中国城市部门的改革一方面打破了很多城市居民的“铁饭碗”，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大量的城市失业，由于这些改革使得部分城市居民的福利受到了损害，从而使得社会矛盾增加并给_带来了巨大压力，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可能成为影响中国犯罪率上升的一个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它还会通过如下机制对农民工犯罪产生间接影响：中国早期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的加剧了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在这一背景下，城市政府有激励保护本地城镇居民的就业，蔡昉（2000）已经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城市政府为了解决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而对农民工就业采取各种限制政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当1990年代城市部门的改革催生了大量城市失业时，城市政府就更有激励采取 ……（未完，全文共36297字，当前仅显示6528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真的导致了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