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地方政府竞争提高了经济效率么？——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目录/提纲：……
一、引言
二、文献综述
（一）微观效率
（二）宏观效率
（三）对经济效率变动原因的探讨
（四）文献评论
三、理论分析和相关假说
（一）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
（二）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效率的相关命题
四、实证分析框架
（一）实证分析框架
（二）变量设计与数据描述
3、控制变量（1）市场化（Market）
五、计量分析结果
（一）地方政府竞争与政府支出效率
（二）地方政府竞争与资本配置效率
（三）地方政府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
（四）地方政府竞争与能源消耗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3、同样，预算外收支竞争和基础设施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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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地方政府竞争提高了经济效率么？——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摘要：“为增长而竞争”成为近年来人们解释“中国之谜”的新视角，同时有效解构了超越“东亚奇迹”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本文沿用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效率进行解读。通过对政府支出效率、投入产出弹性、全要素生产率等多维度的度量和测算，我们发现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的效率在逐步提升。实证结果显示，政府支出效率与政府支出结构相关，行政管理费的过高支出不利于政府支出效率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竞争并没有提高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和ICOR；同样，制度和基础设施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不明显。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效率的提升贡献要弱于市场化、金融发展等的因素。
关键词：地方政府竞争 经济效率 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9.8%的增长速度引起世人关注，中国现象被称之为“中国奇迹”。2003年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平均在两位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回落到9.1%；在一揽子政策推动下，2009年中国经济逐步复苏，上半年经济增长7.1%，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亮点。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高宏观成本的特征同时被人们关注，经济发展的高资源消耗和对生态的破坏成为发展的诟病。如果经济的发展没有伴随着效率的提升，最终将难以摆脱有限资源的约束。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东南亚经济奇迹中“发展型政府”的特征，人们把中国奇迹当作东亚经验的翻版，在中国走过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认为经济的收敛不可避免。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自己的特征，经济发展中的“三高”（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现状尚未改变，仍具备高速增长的基础。区域经济中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意味着市场力量在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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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考察分行业的效率变化情况。他们发现，不同行业间效率的变异系数在缩小，意味着市场竞争带来效率的趋同；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企业效率仍然高于中西部地区；分隶属层次来看，行政边缘的企业效率要高于中央、省、市、县的效率；分所有制来看，外资企业的效率要高于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2]
（二）宏观效率
宏观上，经济效率在文献中通常用资本-产出比来度量。现有文献对宏观经济效率的考察大都采用增长因素分解，按照索罗模型的分析框架，将经济增长归结为要素投入和效率改进两方面的因素；或者采用非参数的方法（DEA），把经济效率分为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总的TFP三部分。从结论上来看，现有文献大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效率不明显，要素投入带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郑毓盛、李崇高(2003)将中国宏观技术效率分为省内技术效率、产出结构的配置效率以及省际要素配置效率等三个方面，通过DEA方法对1978-2000年以来分省效率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得出技术效率的提升大于结构效率提升的结论。[3] 黎德福、陈宗胜（2006）把经济增长中的效率提升分解成为人力资本积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和净效率的提高。[4] 与以上研究不同，吕冰洋（2008）考察的重点为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亦即储蓄是否与最优增长中的储蓄水平相一致，他通过对分省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分析，认为资本边际生产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因而是动态有效的。不过，他同时也注意到，1990年代以后动态效率下降的事实，只是在2004年以后略微上升，这个结论在AMSZ（Abel etc）准则下并没有太大差异。[5]
宏观经济效率的另外一条线索是分析投资效率。对投资效率的度量通常用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和资本配置效率。前者反映资本在生产过程被有效利用的程度；后者反映作为稀缺资源的资本是否配置在能够产生最高回报的行业。樊潇彦（2005）[6] 对宏观投资效率重新界定，她运用CES总量生产函数来研究中国分地区的投资效率，发现投资效率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韩立岩（2002[7] 、2005[8] ）沿用Wugler的方法，通过计算投资利润的弹性系数，对分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研究，发现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并不高。
（三）对经济效率变动原因的探讨
从文献上看，人们对微观和宏观效率的刻画描述之后，也试图需找经济效率变动背后的原因。沈坤荣、付文杰（2004）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要素扩张带来的粗放型增长，从金融发展的视角探讨投资效率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通过对资本形成质量和投资效率指标的构建，建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投资效率的分析框架，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和投资效率弱相关。[9] 与之对应，张军、金煜（2005）考察金融深化和生产率的内在联系，在构建金融发展的基础上，该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生产率的正向关系，同时，他们发现政府支出可以改善经济效率，然而对银行的干预却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10] 对于处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研究政府和经济效率的关系同样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史宇鹏、周黎安（2007）以计划单列市为观察对象，研究发现，分权提高了计划单列市的经济效率。[11] 政府支出效率低下通常成为人们批判的诟病。因此对效率的评价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软预算约束的限制，因此政府的经济行为对经济效率的提高不利，这一命题在陈诗一、张军（2008）的研究中得到证实。他们发现，1980年以来的部分时间，中国省级政府支出的效率都不高，分税制改革以来，中部和西部地区政府支出效率略有提升，中部不明显。[12] 李青原、陈晓（2008）研究政府保护和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发现国有化程度越高，资本的配置效率越低。[13]
（四）文献评论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对经济效率的不同理解和刻画，得出的结论也大不相同，并且，对造成经济效率变动原因的分析也相差较大。因此，缺乏对不同角度衡量的经济效率的比较，同时缺乏对引起经济效率变动的政治经济学原因的探讨。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是一个政府主导的过程，因此政府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容忽视。从逻辑上看，金融发展和经济效率的关系有个隐含的前提，金融发展的推动力量是外生的。事实上，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过程同样是一个政府主导的过程。因此，我们仍然回到政府的视角。近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地方政府竞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是对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效率关系的关注仍显不足。所以，我们从政府竞争的视角来探讨经济效率的变动，并对不同角度度量的经济效率进行比较研究。
三、理论分析和相关假说
（一）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分权过程。分权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分权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央和地方僵化的关系。从财政的角度来看，分权改革表现为财政制度的演变，亦即从统收统支的大一统向赋予地方自主权的制度进行演变。这一演变经历了财政包干到分税制的过渡。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分灶吃饭和收入留成制度虽然优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_，但是地方政府的剩余索取权并不完备。因此，地方政府为了做小基数，藏匿信息，隐瞒收入导致中央的财政收入积贫积弱。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结束了中央财政拮据的局面，形成了中央和地方的双赢。分税制改革虽然加大了中央财政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但是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边际留成率，从而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剩余索取权。再加上中央是在自身财政危机的情况下推行财政改革，因而，地方不可能普遍地从中央那里得到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就转而发展本地经济，以寻求财政资源。
尽管分权改革带来的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巨大变化，然而分权改革不足以解释全部。因为20世纪下半叶之后，在分权理论的指引下，多数国家都进行了中央向地方的分权改革，然而最终的经济绩效却大不相同，其原因在于人们仅仅关注了分权改革，忽视了实施分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结合，中央政府利用计划经济_的惯性实现对地方官员的控制，通过相对绩效考核的锦标赛（周黎安，2004）[14] ，在地方官员之间建立了政府间竞争市场，推动地方政府参与辖区内经济发展。
从政绩考核的关系来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实际上转变为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只不过不同于一般企业的单任务委托代理关系，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是一种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在多任务模型中，委托人提高对代理人任一任务的激励强度将引发代理人努力程度的重新分配，从而影响其他考核任务的完成。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上，大致经历了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转变，尽管如此，对经济增长考核的权重在所有考核目标中仍然是重中之重。就具体目标的权重而言，绩效考核与一定时期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紧密相关，中央政府的 ……（未完，全文共20146字，当前仅显示3624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地方政府竞争提高了经济效率么？——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