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大学资源配置效率及实证检验

目录/提纲：……
一、引言
二、对组织的重新分类及大学激励问题的特点
（一）、组织类型的划分
（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影响
（三）、人力资本专用性高低的影响
三、大学内部激励问题的研究内容与分析工具的选择
四、理论模型：一个多任务激励模型
（一）、行为人假设
（二）、基本模型
（三）、代理人对不同任务的“偏好”问题
五、中国大学内部资源配置模式的实证分析
（一）、相关文献
（二）、数据描述和计量模型构造
（三）、计量模型构造
（四）、技术层面的判断
（五）、对结果的经济学解释
六、政策建议
（一）、加强学术权力
（二）、完善学术委员形成制度
（三）、界定学术权力和行_力的边界
（四）、减少政府对大学的直接干预
……
投稿领域：教育经济学
论文：中国大学资源配置效率及实证检验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大学管理者在不同任务上配置资源问题，并得到了相应的理论命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中国83所大学4年的面板数据对该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即目前中国高校中的学术权力偏低，而且这和其他领域，如教育学，得到的结论也是一致的。
关键词：中国大学 委托代理 学术权力 行_力
Abstract: By building principal-agent model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 of manager collocating resource in the university, and gives the proposition correspondingly. Then, we provide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proposition using the 4 years pane data of 83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e conclusions of both theor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re the same, that is, the academic power is too weak, and this conclusion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other field, such as pedagogy.
Key words：University Principal-agent theory Academic power
Administration power
JEL Classification：D73 I23 L31
一、引言
教育的重大作用已经广为经济学家所认识，然而，在此之后的问题则是什么因素影响教育组织的运行效率？以及这些因素在什么情况下发挥多大的作用？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经济学者逐渐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大学内部的行为人。我们可以将大学组织相关的行为人区分校外力量、校内管理者（本文又将其分为行政领导和学术领袖）、教职员工和学生。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对大学内部不同行为人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如表1所示）。目前国外大学中对教师激励，特别是终身教授制的讨论特别激烈，也许是受该风气的影响，而国内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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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也越困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大学应该是最复杂，从而也是最难研究的组织。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经济学帝国”也已经拓展到了诸如家庭、政府甚至国际关系，而对大学的研究直到现在却还处于经济学研究边缘的原因！
（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影响
非营利组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尽管它可以营利，但是利润不可以分配。因为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可分为两类：捐赠（donative nonprofits）[政府捐赠即拨款]和商业赞助（commercial nonprofits）（Hansmann，1980），这样一来，它的收益就不能分配给其中的成员。在这种组织中没有股东，而董事会的作用也不过是为一些人，如捐赠者、政府、客户，以及全体职员，保护该组织。
根据Grossman和Hart（1986）与Hart和Moore（1990）的观点，权力（power）（或授权（authority））在配置资源上之所以与市场不同就是因为，它包括了不可签约的权利，即剩余控制权（利[因为剩余控制权的英文是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而不是residual power of control。]）。但是，他们认为所有的权力都是以所有权（一种权利）为基础的。因此，尽管他们区分了企业和市场，但没有区分权力和权力。然而，在非市场组织配置资源时，权力和权利可以是完全可以不相关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公有产权的组织。在这类组织中所有者是分散的，因此，对组织的实际管理者（也就是配置资源的行为人）并没有约束力，也就是说，拥有权力的人并没有权力，这样一来，权力就和权利就完全分离了。因此，哈特（1998，12-13）也承认他的不完全合约理论是不能解释公有产权的问题的，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没有区分权力和权利。
而且，作为一般的营利性组织，如企业，只要行为人拥有该组织的产权，进而剩余索取权，他就有权利（rights），也有动力去监督企业经营者的行为，从而达到实现组织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基于这一思路，产权理论只研究产权所有者的行为（Rajan和Zingales（1998））。可是在非营利组织中，因为这类组织所创造的利润是不能分配的，没有人能够获得“剩余权利”，从而，因此，哈特的产权根本没有了意义。但是，这类组织也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方式，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基金由别人管理时）。本文的解决思路是研究代理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研究大学管理权的配置模式，而管理权就是一种权力。
（三）、人力资本专用性高低的影响
大学和一般企业组织的另一个不同在于大学内部高度的专业化。随着大学分为更细的专业，有些大的学科如生物学、经济学、物理学、心理学、法学和医学可以分割为5个以上的专业，因此，一所大学的专业很容易就超过200个。而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大，即使是相互联系的学科，研究者们也只关注和使用特定领域的思想和方法体系。相比之下，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公司、教会、军队、医院或者政府部门都不可能涉及如此众多的广阔的知识，和差别如此巨大的机构（张德祥，2002，32）。因此，大学中的科学研究人员所拥有的信息大多是第三方不可检验的“软信息”，对这些信息的了解、判断就需要专业的人员，更不用说是掌握这些信息了。而避免那些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全而引起的机会主义倾向，被认为是非营利组织一个重要功能（Winston，1999，14）。基于大学的这一特点使得我们研究大学中对管理者的激励问题，也就是激励管理者将资源配置到什么用途上更能提高大学效率的问题。
三、大学内部激励问题的研究内容与分析工具的选择
由于大学中的管理者也不是所有者，因此一定存在自身目标和大学目标不一致的情况，这是典型的代理问题。因此，我们将大学管理者视为代理人，进而将大学组织效率高低问题转化为对代理人（管理者）的激励成本，也就是代理成本的大小问题。同样地，影响代理成本大小的因素也存在多个，如不同的信息机构、行为人不同风险偏好等，而本文只考察不同的管理权分配模式（即）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当然，由于大学本身没有真正的所有者，有些人可能会基于所谓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反对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大学问题。不过，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委托人就是整个组织，委托人利润最大也就是整个组织利润最大。只不过我们这里的委托人没有监管能力，甚至没有监管动机。但是，他有设计合约的能力和责任。其实，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凡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授权行为都会存在委托-代理问题。那种认为“当个人的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源的权利被法律被否定之后，个人不可能选择经济组织，也不可能分担相应的财务责任”，因此，“在公有制企业的庞大的体系里，实际上活动的全部是形形色色的“代理人”，进而就得出“用‘委托-代理理论’来讨论公有制企业，在分析上就会遇到困难”的结论（周其仁，2002，5），应该是不全面的。一个行为人是不是委托人或代理人，并不是看他能不能分担“相应的财务责任”，而是看他在二者的关系中是否处于“信息劣势”，如果是，他就是委托人，否则，就是代理人[当然，也有人持反对意见（杨瑞龙，2005，41），但并没给出充分论证，因此本文仍采用该观点。]。所以，即使在公有制企业中，我们完全可以用委托-代理立论进行分析，通常情况下，相对于广大的“所有者”而言，公有企业的经理都被视作代理人，因为他拥有信息的优势。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不会因为所有者的“缺位”而消失，相反，所有者越是“缺位”，委托-代理问题就越大。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在假设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把学校管理者当作代理人，而把教育部当作委托人[其实，在我们这里的具体问题上，把谁作为委托人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和结论，你也可以把全国人民作为委托人，因为，目前中国大学的收入大部分来源于税收。当然，如果一个大学的收入来源于学费，那么学生就可以本看作委托人。]。
四、理论模型：一个多任务激励模型
国内的一些研究都认识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组织中学术权力和行_力的治理问题，即，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中这两种权力往往集中在一个人上（张慧洁，2005，206），而且关于行_力和学术权力的结构安排问题大体也达成了共识，大家多倾向于认为应该提高学术权力的地位（谢安邦，阎光才，1998；吴国荣，2005）。所以，从具体行为人和任务角度看，中国高校的这种模式就是由一个代理人完成两个任务，即一个多任务的模型，它要解决的是包括单一委托人、单一代理人、两个代理任务的问题。
Holmstrom和Milgrom（1991）在双边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多任务代理理论。继他们之后，Itoh（1991）、Slade（1996）、Luporini和Pafigi（1996）、Simclair和Desgagne（1999）、Bai和Tao（2000）、Ishiguro and Itoh（2001）、Dikolli和Kulp（2002）、Garcia（2003）等人的对多任务代理理论进行了深化研究和运用研究。
具体到本文的模型而言，我们将大学的事物抽象为学术任务和行政任务，当然，这样的区分也是很通常的，而且这种区分早在1960年就出现了，例如Corson就认为高等教育决策管理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即学术事务管理和行政事物管理。他并因此提出高校内部决策的“独立组织机构双重性”的观点（张德祥，2002，78），前者是为了完成学术目标的，而后者是为了完成行政目标的。相应地，将完成这些任务的权力区分为学术权力和行_力。从信息特征看，本文探讨的这类模型都是属于道德风险问题的范畴。
（一）、行为人假设
我们将大学的理事会（在我国的公有高校体系中则可以理解为教育部）被抽象为委托人，而大学管理者则被认为是代理人，而代理人（管理者）又区分为两类：行政领导（A）和学术领导（P）。代理人通过完成两个任务才能得到大学的最终产出，其一是“行政事务”（S），其二是“教学科研”（R）。和一般多任务的模型不同的是，我们的模型中两个任务的结果（S和R）并不是最终产出，大学的最终产出由S和R共同决定，也就是说，大学的最终产出（q）是行政事务（S）和教学科研（R）的函数，即有＝（S，R）[ 关于大学的产出是什么，也就是目标函数包括什么的问题是在论文写作过程遇到质疑最多的问题。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从经济学模型方面看，一个模型的目标函数是该模型的核心和求解的依据，如果没有目标函数就无法求解模型的最优解。而本文目标函数的问题只是太过抽象，我们还是可以得出抽象的最优解的，而且，在后面各章的不同模式的比较中我们假设产出是离散，且相等的，因此在两个利润函数相减时，产出就被削掉了，只剩下成本的比较而已；其二，更多的疑问可能来自大 ……（未完，全文共25983字，当前仅显示4673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中国大学资源配置效率及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