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非线性效应及其解释

目录/提纲：……
一、引言
二、非线性效应存在性的理论分析
三、方法选择与实证结果
（一）方法选择
（二）模型描述
（三）实证估计结果
四、非线性效应的原因分析
（一）初始财政条件的影响
（二）财政调整幅度的影响
（三）来自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解释
（四）来自理论模型的启示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
论文：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非线性效应及其解释

内容提要：本文在总结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揭示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私人消费非线性效应存在性的理论模型，并利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我国政府支出和税收的非线性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政策具有显著的非线性效应：政府消费在1978—1980和1984—1997年间对私人消费产生显著的非凯恩斯影响。在相同时期，税收对私人消费也存在非凯恩斯影响，但并不显著。政府投资对私人消费不存在非线性效应，但存在非对称影响。同时，本文对国外文献总结的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产生原因进行检验，发现初始财政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等因素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最后本文从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出发分析了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财政政策 非线性效应 非凯恩斯效应 私人消费

Non-linear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on Private Consumption and E*planations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theoretical model is provided for description of e*istence of non-linear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in China, then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non-linear effects of governmental e*penditures and ta*es on private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effect of fiscal p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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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效应，在有的时期或区制内还具有非凯恩斯效应（non-Keynesian effects），这是对传统凯恩斯理论的挑战。
近年来，国外研究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非线性效应的文献渐渐增多，包括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理论文献侧重于分析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产生原因（主要是需求方面的原因）。综观这些理论文献，财政政策产生非线性效应的第一个渠道是标准的宏观经济财富效应。由于赤字降低（挤进效应）和政府债券风险溢价减少直接降低利率，提高个人财富，刺激了私人消费。除此以外，还有两个渠道可能解释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预期通货膨胀的降低和私人消费对前期政府消费的替代。然而Giavazzi和Pagano(1990)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渠道并不足以解释过去几次财政调整（fiscal consolidations）中私人消费的剧烈变化。于是，学界将影响主体预期变化的因素作为对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解释，弥补了标准财富效应渠道的不足。其中，Blanchard(1990)认为，扭曲性税收能导致财政政策产生非线性效应，且税率越高，经济中的扭曲越大。在模型中，他假设了一个临界国债水平d*，如果消费者预期到国债余额将达到临界值d*，稳定或降低国债余额的财政调整就会使经济免入高度扭曲的税收陷阱，因此消费者预期其永久收入将提高，消费上升。因此，较差财政时期（bad fiscal times）的财政调整可能是好消息，它提高了私人消费。Feldstein（1982）认为，在其他情况下，税收政策也会产生非线性效应。比如，假设当前的财政态势（fiscal stance）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作调整就会扰乱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运行秩序，此时提高税收降低了国债违约的风险和相关成本，从而人们因为预期收入的提高而增加现时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私人部门的反应依赖于对财政状况好转的信心。如果财政状况转变的可信性提高了，当前税收足够大的变化将转变私人消费反应的方向。Sutherland(1997) 提供了另一个证实预期能引发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模型。模型假定消费者是有限期界的（见图1）。像Blanchard(1990)一样，Sutherland也假设当国债比率超过给定的门限值时，消费者就会期盼财政调整的发生。如果国债比率很低时，税收的上升降低了私人消费，然而当国债比率达到门限值时，税收的上升可能提高私人消费，这主要是因为税收上升延迟了到达门限值的时间，使得财政调整更可能发生在下一代人身上。








图1 今天的国债和预期的税收
Bertola和Drazen(1993) 假设，政府支出遵循带正漂移项的随机游走过程。为了满足预算约束，政府在有的时候不得不相机降低支出。该模型认为这些财政调整是由政府支出的两个临界水平g*和g**引发的：较低值g*以小于1的概率p*引发调整（政府支出缩减到新水平g）。当政府支出超过g*到达g**水平，则肯定引发财政调整。在正常财政时期（normal fiscal times），即政府支出水平远低于g*，政府支出的上升通常会降低私人消费，因为无限期界的消费者准确地预料到当期政府支出上升意味着将来税收的上升以及自身永久收入的下降。然而消费支出的减少并不能抵消赤字的增加，因为主体明白将来某一时刻政府支出的上升必定会被扭转。因此，财政政策具有微弱的凯恩斯效应。当政府支出达到g*时，削减到g是有可能的，但并不确定。当政府支出达到了临界值g*时，如果政府支出并未削减，则消费就会离散地下降，因为消费者将调整其对永久收入的预期（图2中从A到C），这引起了非线性效应的出现。另一个非线性将出现在第二个临界值处，既当政府支出接近g**时，主体相信财政调整不久就要发生，并预期将来税收将下降而提高其消费。在这一点进行财政调整时，消费水平已经很高，因此政府支出大量削减而消费不变(图2中从D到B的情形)，从而在消费行为中再次出现非线性现象。以上所述图示如下：

图2 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
在实证研究方面，代表性文献包括：Giavazzi和Pagano(1990)研究了丹麦1983-1986年和爱尔兰1987-1989年的财政调整后发现，在这两个时期，结构赤字分别下降了9.5%和7.2%，而私人消费却分别上升了17.7%和14.5，这说明了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效应出现了非线性，由此拉开了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实证研究的序幕。Giavazzi和Pagano(1995)通过分析19个OECD国家数据发现，如果财政紧缩和扩张的幅度很大且持久的话，则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会产生非线性影响。这些影响不仅来自于政府消费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来自于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变化。同时，他们指出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是通过，至少部分地通过影响私人部门对未来劳动和资本收入的预期来实现的，而不仅仅是通过实际利率和资产价值的变化。Giavazzi和Pagano(1996)估计了OECD国家的反应函数以寻求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存在的证据。根据其研究结果，基本结构预算余额占潜在GDP比率累计变化在5%以下时，政府消费与私人消费正相关；当变化在5%以上时，两者负相关。Alesina和Ardagna(1998)以OECD国家1960-1994年数据为样本，利用Probit模型检验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后发现，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确实存在非线性效应，而财政调整的幅度和结构是影响这一效应的因素。Bas van Aarle和Harry Garretsen(2002) 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14个EU国家（1990-1998）财政调整与私人消费之间的关系后发现，财政调整的非线性效应存在的证据有限，主要局限于政府消费方面，而税收和转移支付方面没有发现非线性效应存在的证据。类似文献还有Cour, Dubois(1996)、Perroti(1999)、Florian Hoeppner和Katrin(2001)、De Menil(1996)、Hjelm(2002)、Nakazato(2002)、Toshihiro（2005）等。
梳理发现，已有文献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实证研 ……（未完，全文共18244字，当前仅显示3281字，请阅读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论文：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非线性效应及其解释》）